《中国知青婚姻内幕》结婚扎根、贫脊土地上的爱
《中国知青婚姻内幕》
结婚扎根、贫脊土地上的爱
五、结婚扎根
两朵蓝色的山茶开了
从冻土中挣出
为了让太阳生辉
它们却很冷
知青和农民的结合不都是被动的。我是说，这种结合必定要戴上一只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环。我是说，结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政治目的，那人还是人吗？我是说，这本是一种残酷，却被人虔诚地膜拜。
1
她太有名了，我不能详尽介绍她。1966年，她在文革中进行徒步革命大串联时路过这个村子。她在这儿住了几天，搞了一番社会调查。这儿生活太苦了，贫下中农根本没真正翻过身。告别时，她对村里的贫下中农激动地说，将来她一定到这儿和他们一起改变这里的面貌。两年后她真的扛着行李来了。我相信她绝对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献身毛泽东倡导的一种事业。令人遗憾的是，全国的舆论工具将她的行动输入了政治内容，甚至提高到“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地步。在那左倾政治狂热的年代，这种宣传立即鼓动起有着同样政治狂热的青年学生的热情，以她为榜样奔赴农村。出乎她的意料，她处在了政治的旋涡中，不得不在农村时常做出新的举动，来维护她的知青榜样的形象。江青有句名言，叫做“坚持农村的伟大胜利”。这句文理不通的话对知青的鼓动性极大。下乡时，她在屋前种了棵“扎根树”。一天老乡问她：“你要在乡下住一辈子？” “当然。” “俺不信，咋不成家？不在村里找婆家早晚要飞。” “……”她梗语了。夜里躺在床上她才突然想到自己已是二十多岁的大姑娘，到了不能不解决婚姻问题的年龄，否则便没人相信她扎根农村的誓言。
她瞄准了一个小伙子，很快与他结了婚。舆论界又是一阵大吹大擂。“典型”又创造了“新经验”。“结婚扎根论”诞生了。如果她像那位为揭开黑猩猩之迷，中学毕业只身进入非洲雨林的英国姑娘珍尼·古多尔一样，默默地去，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取得成果，又默默地被世人发现，那她的个人和社会价值就会另当别论了。可惜，她的行动还没实施便被染上了政治色彩。她只有很累很累地活着。
2
她是个天津姑娘，中等个，圆脸，从没穿过艳色的衣服，极少妩媚，也没有异性的追逐。其实她的眼睛很大，若没有草原风沙的吹打，她会很白很美。
知青张勇
先她下乡的同乡姑娘张勇莫名其妙地淹死了，有人说是反动牧主杀害的，但找不到这样的牧主；又有人说是救羊失足落水的，也没人做证。好在她有一本写了没几天的日记，里面有不少毫言壮语，于是被笔杆子端到报纸上，一下成了国家级的知青榜样。人们誉她是第二个张勇，其实她比张勇的事迹多得多，日记也记得多，尤其豪言壮语，比张勇有文采多了。无论白天干活多累，睡觉前她都要在油灯下读一段毛选。她在荒漠的草原上一人扬鞭赶着几百只羊放牧。一天死了两只，为此，白天在草原，晚上在油灯下，她捧着毛选学了两天两夜，像梳虱子一样在书中找为什么会死羊的答案。她终于认识到，这是因为自己没有像贫下中牧一样更忠于毛主席。其实贫下中牧放的羊不比她死得少。三年后她入了党，做了旗党委委员，公社副书记。她也种过扎根树，但到了这份儿上，牧民是不敢问她婚姻大事的。哪个牧民敢讨当官的做老婆。可她是知青的典型，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向知青做经验报告时，不能不涉及到婚姻观的问题。她感到有压力，爱情和政治在心的天平中相互不断加着砝码。终于有一天，她郑重地向组织宣布了她的择偶三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贫下中牧。2．必须是党员。3．必须是复员军人。政治压翻了她的心枰。不会有人说她不扎根农村了。可她还是没逃脱瓦西列夫的理论，因为她的第三个条件明显是为了和未来的丈夫在思想和生活上有更多的接近和理解。遗憾的是，她的婚姻史没有给她带来太多的荣誉她便消寂了。原因出自她要做一只草原上真正的鹰，像男人一样骑马飞起来。
她从马上摔下来，没死，但残了。她的肉体从马上掉下来的那一刻，她的政治生命也随之完结。她再不能参加学大寨运动，也就再不能做知青的典型。人们的挽惜声刚落，她便从草原上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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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她生在小县城，没有像前个她那么大胆地发表宣言。她成了知青典型后，入了党，接着又做了官。这官没实权，属委员之类荣誉性。知青做的官几乎都这么水，既是聋子的耳朵，又是花瓶，整个儿是让当权的吹他们如何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工具。但这毕竟是官。
在一次讲用会上，她讲了婚姻观，虽然是一言带过，知青办的人却听出了弦外之音。会后，他们问她是否有在农村找对象的意思。她笑而不答，可两颊浮起两片红云。知青办立即向县委书记做了汇报。县委书记正愁本县没有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典型，听过汇报后，立即做出了反应，在公社书记汇报会议上当做一件政治任务布置给各公社书记，让他们帮助找一个与她相配的农村青年。说来很巧，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回乡青年是县里学大寨先进生产队队长，他的成名是因为一句闪光的语言：粮食亩产不过长江决不结婚。与他亲近的人都知道他不谈恋爱是不想找农村老婆，可还是为他编成事迹材料吹。一直吹到省里还不罢休，要不是记者来调查看不到什么政绩，怕要吹到中央去了。她和他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刀对鞘，鞘对刀，再合适不过。县委书记听完介绍，立即让这位介绍的公社书记把他召进城相亲。他们是在县委招待所见面的。她很满意，而他则有些诚惶诚恐。回去后，他们便鸿书频飞，情丝不断。半年后，县委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将她调到他的公社做妇联主任，到任的当天，他们成了眷属。“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他在洞房里亲笔写下这样一帧条幅。字很拙，可她心里甜甜的。问题出在一年后。县委书记一句话，她到县政府做了县妇联副主任，他也跟着进城做了县团委副书记。
她的同学都来祝贺她，她却突然感到失落了。她是为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才和农民结婚的，现在却又回到了城里。县委书记说，这也是党的需要。既然如此，不和农民结婚就不能当妇联主任了吗？这么着总让人有找个农民丈夫换个城里官儿的感觉。“人家也是城里人了嘛。”她的同学说。可在背后，她对她最好的女友说，她并不爱他。他挺虚伪，结婚后，夜里一上炕他就缠着她谈怎么进城的事。她耳朵根软，真就照他的话做了。她说她的事业完了，青春也完了，她的感情一下没有了寄托。
4
湖北的她更具典型。她对毛主席的忠诚比之上面几个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没有那么多荣誉地位，原因是她出身不好，父亲是知识分子，属于对革命爱产生动摇一类的人，这决定了她一生的艰难。荣誉欲是人之本性。她为了表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下乡后农活儿比别人干得多，毛主席著作比别人学得多，斗私批修比别人积极得多，可一些比二流子强不了多少的人，只因出身好，一个个入了团，她依然“群众”一个。她想不通。组织上的人说，想不通正证明党的阶级路线的正确。出身好，表现差点儿没啥，根红，蒋介石来了给绝不会做叛徒，而你就会动摇。她不服，说她在蒋介石面前也会宁死不屈。组织上的人说她动摇是家庭出身决定的，毛选中讲得明明白白，说也没用，要实际考验才行。她问怎么考验？组织上的人说，你要是真听毛主席的话扎根农村，就和贫下中农结婚，把灵魂真正转到无产阶级这边来。她将这句马克思听了会气死过去的话真当做了党的教诲，主动地找了一个父亲苦大仇深现在依然穷得娶不上媳妇的贫下中农做了丈夫。她除了身体，的确再无可奉献的东西了。她很有祥林嫂捐门槛避邪赎身的心情。
当她用为革命献身的勇气，赤身躺到吱吱作响的床板上，望着脏兮兮的屋子和满嘴臭气扑上来的丈夫时，胸中竟升起一种神圣的感情。她觉得自己已从卑微污浊的阶级出身中脱胎出来，在无产阶级的怀抱中得到了纯洁与升华。不幸的是，第二天一起床她就挨了顿揍，丈夫说不能惯她的懒毛病，立时就把她的神圣感情打了个粉碎。她被打傻了，加上不会操家务，怔怔地站在堂屋中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招来丈夫更狠的揍骂。
这地方兴丈夫揍新媳妇，邻居都来看她挨揍，听说她是因为早晨不起来做家务挨打，立刻讥声四起，不到中午便有了“懒婆娘”的绰号。她只好哭着去找组织上的人。谁料想组织上的人反批评她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原来祥林嫂捐门槛没有赎回下地狱的罪，她为贫下中农献身也没得脱胎换骨的正果。基督教讲原罪，人生即有罪，要把令生奉献给上帝才可升入天堂。佛教讲苦海，人生即是苦，要在世尊法修行才能普渡极乐。她呢？生下来就注定根不红。党的阶级政策倒也给她这样的人指出了出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但众所周知，那年月出身不好的人只要没奉献出生命，是永远不会有独立人格的。如果有机会她会献出生命，可她没有机会。她只能天天过着被强奸的夫妻生活。
一天，她偷偷跑回城里的家中。她的丈夫第二天就尾追到她家，只“操！”了一声，便将她揪出了屋。她不走，她丈夫在当街拽着她对围观的人大喊他是贫下中农，资产阶级臭小姐嫁给他还不安心改造，希望城里的无产阶级支持他，将他老婆揪回农村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她呜呜地哭，围观的把街都堵满了，却无一个人出来拔刀相助。最可怜的是她的爸爸，一开始就被女婿喊出的贫下中农成份吓昏了头，看着女儿受欺负，又恼又恨又羞又怕，捶胸顿足却不敢越雷池一步。那年月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兔子。倒是她体谅父亲，怕老人家难过，抹着泪跟她丈夫又回到乡下。
直到粉碎“四人帮”，那个神灵从天上落到地下，她才醒悟到做人的个中道理。1978年她跑回城里家中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没费力便上了大学。她丈夫又来闹，她没理他。他又到街上喊他是贫下中农，人们像看耍猴似的围着看他。她向法院提出离婚，这又引出一场“男秦香莲”的反告官司，但几经周折还是判了。
她说她做了一场恶梦，终于做完了。可对她来说，恶梦醒来还会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吗？
六、贫脊土地上的爱
彩色的画框中，
浸着无言的泪。
黑色的画框中，
流着妙不可言的美。
只要你别深思，这绝对是个轻松的故事。但我必须隐去一切必须隐去的东西。一个极平静的少妇抱着一个婴儿，一个极书生气的男子卸下胸前胸后吊着的两个沉甸甸的提包。咚地一声，那提包甩到地下，楼板直颤。少妇还是那么平静。从俩人一身的“国防蓝”，我断定他们是北京知青。少妇眼睛很亮，透出一种无意识的傲气。她很疲倦，坐在那儿，一边拍孩子，一边合眼皮。男子很高很壮，但少生气，精明中含着忧郁。与他们只是匆匆相见一面便分手了，要不是我的朋友事后告诉我关于他们的故事，我早将他们忘却了，而今则连他们这些微细的动作都犹在眼前。
十六年了啊。静和强是北京名牌中学的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当红卫兵在社会上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他们相爱了。情窦初开，他们爱得挺朦胧，直到红卫兵大联合后又吹响上山下乡的号角，才感到已不可劳燕分飞了。原因出自强。他父亲是国民党中将，战犯。正在E监狱改造，因而他是地道的“狗崽子”。生活之路窄得只有下乡这一条道。而静，百分之百可以留在北京，因为她爸爸是这个几百万人口城市的公安局副局长，她是地道的高干子弟。静不能不跟着强下乡，她太爱他了，她觉得他是个完美的人，形象高大英俊，内心文静聪颖，她全然不顾讲出身的政治气候和讲门第的陋俗，只把强看做一个人。她是那个年代的超现代派。对强的看法，连静的女友都说不出什么，若除去出身，世界上的女孩子都会爱他，但就这出身，便像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将强推出社会生活之外。据说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将国人分为四等，并且职业世袭，种姓间不许通婚，有偷吃禁果的，那生下来的孩子便被打入四等种姓之外的溅民阶层。这种贱民被歧视之深和地狱的鬼无二异，不但住不许入村，连行也要不断敲响器物，用来通告高等种姓的人躲避他们。中国除了元清两朝出现过严重的种族歧视外，以法律形式认定的种姓制度并未出现，否则秦香莲的故事也就不会问世了。奇怪的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中国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演出了一场越来越烈的出身论，出身不好的人所受到的歧视虽然不及印度的贱民，但在学习工作生活上所受到的排斥和精神上的压抑，并不比贱民们轻松多少。女人要是嫁给一个“狗崽子”，受罪去吧。可静爱强，她二十一岁了，能做主。问题是静没将与强的关系告诉她的父亲。静和强一到B省农村，便像未婚夫妻一样生活了。他们都极具理性，也都能吃苦，他们的爱情生活给集体户的知青带来不少生活的乐趣。老乡也夸他们，只要是好劳力，出身对老乡不起多少威慑作用，何况静还是共产党的高干子弟。荒凉贫脊的土地，单调枯涩的生活，青春勃发的年龄，无处渲泄的体能，终于使他们偷吃了禁果。事后他们很平静，周围也很平静。
回北京前，静向父亲讲明了她与强的关系。荒唐的事发生了。孩子们的爱当成了老辈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静的父亲给静回了封信，信上不讲强怎么不好，而是讲强找静恋爱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要静警惕一个阴谋。他最有理性的一句话是：你要与强结婚，就永远别想离开农村了。如果抛弃社会偏见不说，静的父亲有他自己的难处。强的父亲就关押在他管辖的地面上，他若有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照贯例，是不能再做公安局长工作了，甚至档案上会出现“限制使用”的文字。不知有多少人曾经他的手这样处理过，这一切他比谁都清楚。
静和强还是如期回到北京。静让强在车站等着，她先回家做父亲的工作。强在北京已无家了，只有蹲车站。静一回家就被父母关在一间房子里，任她大喊大叫。静的母亲请假在家守着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做静的工作。静连一句缓话都不说。强在车站冻了一夜，买了些水果，揣揣不安地敲开静家的门。门开了，又关上了，静的母亲将强拒之门外。强只好再回去蹲车站。第二天晨，静的母亲去敲静房间的门，没动静，打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窗户虚掩着，一根绳子吊在窗外。静顺着绳子从楼上逃跑了。车窗外大雪纷飞，车厢内也很冷。静与强相偎在一起心暧着心。少女的幻想多于理智，而静对强的爱绝无幻想而言。车站上他们相会时，强执意要离开静，他说他想了一夜，为不拖累静，这样最好。静不像那些多情的小姑娘，哭哭泣泣的撒娇，她只一声不吭地将包袱扛到肩上往剪票口走，那不可言表的气度立时将强自卑的心稳住了，使他不得不跟着静向前走。
静和强的爱情故事很快在知青中传播开。先是北京的知青掏腰包为他们筹款办婚事，后来成了全体知青的事。男知青义务为他们盖房，那一幢三间的新瓦房就像北京饭店一样雄视着整个村子。那天，全公社的知青集体户都派出代表来参加静和强的婚礼。跳啊，唱啊，只要是表示爱情的，什么禁歌都唱了，什么禁话都说了。荒原不乏热情，却少禁固。可就在静和强结婚不久，几个自称省公安厅的突然派人来到他们的住处，将强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静四处奔走呼号，有如哀丝豪竹，激起了知青的愤怒，结队涌向县政府据理评说，要求放人。
原来这令人莫名其妙的案子全因B省公安厅厅长收到的一封信，这信是静父亲写的，信中说他的女儿在B省被一个战犯的儿子拉下水，做了他的妻子，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案。他请求他的老战友能协助北京市公安局办这个案子。堂而皇之的公事。其实B省公安厅的这位厅长早看出这位战友的意图，第二天便派人奔赴静与强所在的县。在请愿知青的要求下，县革委会组织调查组与省公安厅的人一起调查此案，结果连省公安厅的人在调查材料面前都感到抓人无理。最后只好放人了事。就在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也来到这里，一是看处理情况，二是调静回北京。“我是代你爸爸来接你回北京的。”来人说。“不，不回去。”静极冷静地回答。“局长说，只要你回去，北京大学一开学你就可以去读书。” “不，不回去。”她还是那么冷冷地说。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回去不久，B省公安厅的那位领导又收到静父亲的信。推测是满纸的埋怨和批评吧，公安厅又立即第二次派人处理强的案子。这次的目的很明确：一定要让强与静离婚，理由是粉碎反革命分子妄图打入专政机关的阴谋。强被关押起来时，静已临近分娩，没有力气为他奔走呼号了。她挣扎着到看守所看望强，强流着泪让静立即动身到K城他姐姐处生孩子。县革委会很开明，出面制止了这荒唐的拘捕令。案子最后的处理为双方的妥协：强不予逮捕，也不能强迫离婚，但要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农村监督劳动。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强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就算不错了。
强放出后的第二天就在村民的帮助下逃走了。到K城时，静已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从此悲哀与欢乐共存，他们一家三口过上了逃亡的生活。女儿会叫妈妈的时候，静抱着她回到北京。静想让父亲看在外孙女的份上给他们一快安身之地。没想到老头子楞是“铁面无私”，下班后，进门便将静轰出了家。静抱着孩子凄凄哀哀地哭了一路。在火车站找到强后，三口人当夜又返回了B省。我遇到静和强时，便是在这个时候。听朋友讲完他们的故事，我不禁也淌出了泪。
悲哀的不仅是他们那令人悲哀的遭遇，更叫人潸然泪下的是这般古老的故事讲了上千年，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竟还有如此强的生命力。
文革结束后，强的父亲被特赦，并做了某市的政协委员，静的父亲也早已离休，俩人彻底抛弃前嫌认了亲家。这种分久必合同样是个古老故事的主题，但愿他们的故事带有质的变化，让悲剧只留做历史的回忆。
文章来源“北京作家马镇网 ”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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